一月的莫斯科，下午四点天就已经暗了。风从河面上推过来，卷着碎雪往玻璃上撞，发出很细的声响，像指甲轻轻刮过去。

    德米特里走进卧室的时候，安娜正坐在床边给瓦洛佳的毛衣缝扣子。针穿过去，拉紧，再穿过去。她的手指很稳，动作很熟练，像是做了很多遍。

    &ot;明天早上八点，陪我出去一趟。&ot;

    安娜没有抬头。她咬断线头，把毛衣迭好放在枕边。

    &ot;去哪？&ot;

    &ot;办事。&ot;

    &ot;什么事？&ot;

    德米特里没有回答。他站在门口，大衣没有脱，领口散着外头的寒气。他看了安娜几秒，转身出去了。

    安娜坐在床边，手还放在那件毛衣上。隔壁房间传来瓦洛佳的声音——两岁的孩子正在牙牙学语，发出一些不成词的音节，中间夹杂着保姆的笑声。

    安娜关了灯，躺下。黑暗里她睁着眼睛，想那个&ot;办事&ot;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翻身睡了，迷迷糊糊间感受到德米特里的味道笼罩住她。

    第二天早上，司机把车开到门口的时候，安娜披散着头发，已经穿好了大衣，背了一个小小的包。

    德米特里坐在后座，看她上车，关上门。司机发动了车子。

    德米特里从上车一直握着安娜的手，像是在确认什么。雪下了一整夜，路边的积雪堆得很高，像一堵一堵矮墙。安娜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裹着大衣低头走，像一排排移动的灌木。

    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两边是旧式石砌建筑，墙面爬满枯藤，黑的，死的。

    车停在一栋三层灰楼前。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扇铁门。

    德米特里先下车，绕过来替安娜拉开门。

    安娜走进门。暖气扑面而来，走廊很窄，黑白格子地砖，墙上的石膏线泛了黄。一个穿深色套裙的女人等在那里，点了点头，带她上二楼。

    走廊尽头是一间办公室。落地窗，窗台上摆着一排橡皮树，叶子上蒙了一层灰。

    然后安娜才看见了。

    坐在书桌后面的女人，五十多岁，头发挽成了一个髻，深灰色西装。她看着安娜和德米特里进来，把面前的文件夹推到了桌子正中央。

    德米特里走到安娜身边，说：

    &ot;坐下。&ot;

    安娜没有动。她看着那个女人，又看德米特里，最后目光落在那份文件夹上——深蓝色皮面，金色徽章。

    过了很久，她说：

    &ot;这是什么？&ot;

    德米特里没有说话。

    安娜看向那个女人，女人抬起头，很平静：

    &ot;我是这区的婚姻登记负责人。&ot;她说，&ot;我们可以开始了。&ot;

    安娜的手指掐进了手心。她感到一阵很钝的冷，从后颈一路窜到头顶。

    十一年了。

    她十九岁那年被德米特里的助理安排住进阿尔巴特街附近那间公寓。那时候她太小了，她习惯了一个人在公寓呆着，习惯了每次被使用后的那种酸痛，习惯了忽略自己的情绪。

    她跑的第一次。二十一岁那年，她发现怀孕了。她知道是德米特里换了药，她知道德米特里不会放了她，她还是跑了，坐飞机转机去了西班牙，没想到她能跑出来都是德米特里让的。

    她因为长期Jing神压抑导致妮娜早产，她晚上不知道在心里咒骂过德米特里多少次，但是看到他小心翼翼的照顾着妮娜的时候，又觉得没什么意思。

    跑的第二次，一天内接到母亲去世和妹妹断绝关系的电话，很奇怪的，她没有什么波动，反而奇异的有一种被松开的感觉。她去了一个随机的地方，在哪里没人知道她是谁，没人管她以前是做什么的，在哪里，真的很宁静。

    美梦易碎，她现在也不怎么想跑了。

    不是因为她爱他。是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母亲不在了，妹妹不要她，朋友早就断了联系。她唯一还认识的路，是回巴尔维哈的路。

    瓦洛佳出生的时候，她已经不想了。两岁的瓦洛佳现在满屋子跑，抓着她的裙角要她蹲下来，用一种她听不懂的幼儿语言跟她说话。她弯腰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挂在她身上，脸贴在她的颈窝，暖的，沉的，像一块小石头压在她心上。

    德米特里没有让他遭受过白眼。瓦洛佳的出生证明上填的是德米特里的姓氏，疫苗本上没有空白。妮娜从小身体不好，他给请了最好的家庭医生，最好的保姆，最好的幼儿园。他在物质和感情上没有亏欠过他们任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