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了后期。而在河南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上，人们却依然过着井井有条的生活。

    尽管在早前，许多人总会担心焦虑日本人的飞机和部队会否袭击这里。但是，据前方传来的战报显示，自从武汉和开封相继失守之后，日军似乎停留在了原地，并没有任何挺近或撤退的动向。靠近西北——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座小镇能够免于遭日军封锁，可以接受到来自重庆国民政府和陕西方面的物资援助。因此，人们的生活也还算说得过去。

    “王良明，一会儿吃完东西，你带我去北村的张四婶家，帮她复查一下她那条受伤的腿吧。”在小镇中心附近的一间茶楼里，一位身材瘦削的欧洲中年男子，用生硬的中文对着身旁的年轻人讲。

    “好的，舒莱曼先生。”一旁的年轻人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年轻人从衣兜里摸出自己的钱夹，点了点钞票后，招手叫过来了店小二，结了午餐的账。

    这年轻人叫王良明，原本是在燕京读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几年前，北平沦陷的前夕，他的母亲对未来不明朗的局势十分担忧，便带着他，与他一起在那边读艺校的妹妹，赶火车回了开封。紧跟着，在开封会战爆发之际，仍是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全家拎着大包小包行李，又是马车又是走路，匆匆忙忙赶到了这个位置比较偏僻、但生活却不算贫穷的小县城里。

    说来也是奇怪。

    在大学预科班读书期间，面对日寇的侵犯，王良明身边的同学们都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其中有些人甚至迫不及待地表态想要投笔从戍。校园里，街道旁，总会能见到书有激烈反日爱国标语的大幅布条被学生和老师们绑上电线杆子，总会能遇见愤慨激昂的学生围站成一圈，将从东交民巷附近洋货商店里刚刚购置来的日本瓷脸盆扔地上砸个粉碎，浇撒上汽油点上火。几名从奉天退伍过来的军人，亦常常在喝了个叮咛大醉后，怀搂三两名烟花女子，跑到学校门口痛斥唾骂日寇恶行，博得师生阵阵喝彩。

    王良明当然痛恨自己的祖国被他国侵略。可是，也许是出于对战争本能的厌恶，让他并没有像其他朋友那样，走上战场，拿起枪支，亦或是投身到各式各样的救亡运动之中。他只是一心想远离，尽一切可能，远离所有这一切纷争，生活到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去。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王良明的母亲和妹妹也都抱有相同的想法。

    这个舒莱曼则来自德国，本来是驻华的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员。伴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与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希特勒要求所有德国军事顾问撤回本国。而舒莱曼的列车在撤离的途中，竟然遭遇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侥幸存活下来的他，也Yin差阳错地来到了这个地方，被好心的镇长收留。因为舒莱曼本职工作是个医生，为了答谢中国百姓的恩情，他自愿开了一间小诊所，帮镇上的百姓诊治疾病。

    虽然舒莱曼懂得一些中文，但是水平毕竟不够高，有时候听着镇上居民的河南话，经常会很晕，无法理解。而王良明是这个镇子里唯一已知的大学生，Jing通英语，也略懂得一点点德语。所以，经由镇长的安排，他就义不容辞地成为了舒莱曼医生的小跟班，跟着他走街串巷。

    舒莱曼把盛着吃剩下花生豆和牛rou的小碟子推给店小二，叫他打包收好后，再交给王良明，让他带回去给家里面的妹妹和母亲吃。

    收拾停当。两个人前后脚走出了拥挤的茶楼，来到了并没有很多行人的大街上。望着正午当头的太阳，舒莱曼颇为不满地叹了口气，皱着眉头，拉上了自己常带的宽檐帽，说：“唉，这鬼天气，真是和这世道一样煞人。”

    “别这么想呢，舒莱曼先生。”王良明用熟练的英文回应道，态度十分恭谦：“您看，咱们有多久都没有碰到这样的蓝天了？”说完，他便用手指向远处如宝石般淡蓝的天。乍眼望去，连一片多余的白云都没有。

    “哈，你真是个蛮乐观的人啊。”舒莱曼无奈地笑了笑，冲王良明树了一个大拇指，讲：“快点赶路吧，咱们还得……”

    舒莱曼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却突然看见，身旁的王良明有些疑惑地眺望起了远处的天空。于此同时，周围的一些行人也逐渐停下脚步，开始向远处张望。舒莱曼转头看去，发现蔚蓝的天际边，隐约出现了几个闪着光的银色小点。随之而来的，还有隐隐约约轰隆隆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