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在我们的小学还没有搬迁之前，离我妈教书的初中只有一条街的距离。下午放学，如果她来接，就在她身前蹲一个、她身后坐一个，开电动车回家。如果她说学校有事，我们就得从街头走到街尾，去她办公室等。有时她会忘记告诉我们来不来接，于是我们便手拉着手，在那条街上一遍遍地往返，有时绕圆，生怕她已经在来接我们的半路上。往返的路程总是口干舌燥，他步子迈得又大又急，拽着我不肯放手，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放手，我就会停下来去观察石峰里的青苔、别人家贴在门上的关公像或广告纸、角落里蒙灰的土地公牌位、敞着门的房子里的布置。赶路的日子永远都不惬意，我们只是往返，甚至无暇留意那些永远不变的景色，像两个焦虑的西西弗斯。在天色已渐晚而我们还没和妈妈相遇时，绝望的气息就开始蔓延。我们当然认识走回家的路，并且也不惧怕危险，我们绝望的原因在于——没有主动迎合妈妈的安排，她将会为我们短暂的失控而怒吼至落泪。

    “你知道费里尼怎么说‘母亲’吗？”他说，“‘过量的母亲正显示出母亲的不足，所以才会有色情业、性商品和色情书刊。也许存在一些持续地提供母亲替代品的建议，母性—偶像吗？所以我才相信并没有足够的“良母”，因此才感到空虚，常常觉得自己像个无能的小孩。’——所以，不要剪掉你的头发。”

    关于费里尼，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一段：

    “罗马是一位母亲，一位完美的母亲——她大腹便便和慈爱的外貌可以预防Jing神病，但也抑制发育和真正的成熟。这里没有Jing神病患者，但也没有成年人。这是一个无Jing打采、事事怀疑和没有教养的孩童城市，还有一点残障，心理上的。”

    “记录清空了，你不知道，一开始他们觉得我有病，说我要么是喜欢演的有病，要么就真有病。”他说，“好意思做就算了，还好意思说吗？我说我知道，我说给你听不是为了让你评价我的。”

    我逐渐笑起来：“你当然也有病，不然怎么会和我上床？”我吻他手背，吻他的腿，在腿肚咬一个牙印。“你不许治好，你要陪我。”“嘶……我Cao。”他一巴掌把我搭在膝盖上的手拍掉，拽着头发把我的牙口扯开，“坏小孩就是坏小孩，跟狗一样，还不让别人治病。”其实我知道一星半点，他对别人说：“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太恶心了，而且还管不住自己，断不掉对他的念头，像毒瘾一样，更恶心。”

    我做过一个白日梦：他在一个圆形大院的中央和女人做爱，而我站在暗处偷窥。他发现了我，怒火上烧，将我拉到中央摁在石桌上拔下裤子，用Yinjing拍打我腿根，Yin沉着脸问：“这么喜欢看我和别人做爱，要不要让所有人都来看我Cao你？”——我知道那种“恶心”是什么感觉，但我在梦里获得了无比的安全，我是心满意足地笑着醒来的。

    我想，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妈妈会露出紧咬的牙根、眼睛大得要喷出来，爸爸会紧闭双唇耷拉眼和眉毛，女人会得意地往脸上写“我就知道我是对的”，其他人更是会表现得像忍不住打开互联网角落里的猎奇yIn秽视频。但我绝对不会联想起任何一次被围观的经历，因为这一次是我攥紧了主动权，这一次是我的胜利。

    “婊子。”我会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开始我会联想“厌女的秽语”“用厌女语言辱骂男性是否仍是厌女”云云。随后我会发现声音来自于身后，环抱着我的那个声音。于是我立马就会点头：“是的，是的，哥，我是婊子，我是贱货，我是条母狗；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你的。”然后我会由衷地、幸福地哈哈大笑。

    但是，之后，是另一个梦。

    县城的人民医院有一个偏僻的院区，我去那里当护士实习，我知道那是Jing神病院。只有两层楼，很安静，并没有疯子，像养老院。我哥梦里那种用紫红色大理石做的地砖又来了，冰凉且老旧；墙壁像县城小学中随处可见的，写满蚂蚁般的字迹，斑驳掉漆。长廊左右是病房，尽头是医生办公室。一个主治医生是个四十岁出头的胖女人，戴红框眼镜，梳高马尾，没有刘海，常常挂一丝微笑。她的办公桌旁是一套儿童桌椅，白天，她会允许这里最小的病人——一个十岁的男孩坐在她身边，伏在她膝上写字画画。那男孩像个哑巴，从不说话，但日记写得很好，完全没有故作童真那般的矫揉做作。我们不知道他的病史，不知道他的家人，只能和一个Jing神分析专家——病弱的老头儿解读他的日记。有一篇他记录自己的梦：乡村的教堂，一队黑衣人抬着棺材走过，一条蛇盘踞在十字架上，钟敲了六或十或十二下。有一天，一个男人——门卫或是维修工对他说：“你爸爸有没有抱过你？等你病好了，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亲密地……”男孩突然将嘴张得无限大，惊恐的怪叫捅入我们的脑浆，一个事实就那样灌进我的眼里：小男孩曾被他的亲兄长强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