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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的时候，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亚当斯的情形。

    那一年我被强制带离保留地，送进先进文明的白人家庭和学校，社工趁着部落警察去郊外巡逻的时候闯进家门，那时我的母亲正在把一盆杂烩菜和一盘rou糜饼端上餐桌，浓郁的rou与油织出的香气扑鼻，可惜我没有吃上。

    饭菜在争执中散落了一地，强壮的社工按住我的母亲，口口声声说我的家庭“混乱不堪、乌烟瘴气，绝对无法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在争吵与哭喊声中捡起一只rou饼，还没来得及咬上一口就被一只粗壮的手拦腰扛起，那只rou饼从我手中飞出去，摔在地上砸得稀烂。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最初，我被送进一户摩门教徒的家里，但一个礼拜后我就打断了这家男人的鼻梁骨，在此后的数年内，我被更换了几十家寄养家庭，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些男女的姓名，第一个被我记住的名字就是亚当斯，这也是我在最后会想起唯一一个的名字。

    我在懵懂和茫然中渡过了最初的一年，红发的、褐发的、金发的白人们饱含体贴与怜惜地说，我将会在这里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照顾，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含义，只以为这是一次有趣的长途旅行。

    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白人的孩子在昏暗的角落里嘁嘁喳喳地嚼舌根，说我是野蛮的杂种，未开化的贱畜，我才终于明白，社工闯进家门时，母亲眼中那种前所未有的凶光是什么。

    是仇恨。

    从此我眼中的世界变化了模样。

    我看到学校里的白人都对我唯恐避之不及，我看到他们勉强粉饰的文质彬彬里带着悄然流露的鄙夷，我看到他们眼中细微的恐惧和憎恶。这实在有些好笑，仿佛是我们把白人屠杀殆尽赶进了荒野深山，这种恐惧与避让反而让我感到刺激和兴奋，于是更加大摇大摆地行走在校园之中，心安理得地嚣张跋扈。

    我在深夜时翻窗溜出宿舍，攀上一颗高大而粗壮的树，坐在最高的枝杈上了望着保留地的方向，用一片树叶吹响襁褓中隐约听到的童谣。

    我重新蓄起长发，当风扑面将黑发吹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气息。

    腆着大肚子的教员把我请进办公室，他板着脸从笔筒里拿出一把剪刀，很有派头地请我剪掉脑袋后面的马尾辫，我冷漠地站在那张宽大而沉重的办公桌前，隐约听到他在说什么落后或是愚昧的批判，脑子却在想，这样一把小小的剪刀，能不能扎进那结实的木头里去。

    我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然后笑着转身走开。

    这好像原本是很严重的行为，应当给我一个处分或是什么，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为了政策，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这件事不知道是怎么传开的，但是传开之后，那些视我如病毒的白人学生眼睛里却多了一种很奇怪的神色，仿佛我顶撞了那个高高在上的教员，就成了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可仍然携带着病毒。

    之后的某一次课间休息，我在水龙头前把水流拧到最大，一边泼着我的脸胡乱抹洗，一边掬起几捧随便地喝了几口，忽然间，一个纤细的、男孩的声音在我背后冷淡地响起来，他说：

    “你不该喝这水，脏东西。”

    我被这尖锐的的话语和那轻描淡写的语气激怒，于是攥起shi淋淋的拳头回过身子给了他一下够劲的，当他躺倒在地时，我才看清了这个傲慢白人的长相，竟是出乎意料的美丽——一头淡褐色的细软卷发乖顺地贴着头皮，浅色的眼眸带些绿，像春天的湖水。